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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 苏红:教师视角下新高考综合改革的成效与亟待改进的问题
作者:苏红   发表时间:2018-11-16

摘要
摘要

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实施以来,高中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改革的理念、方向和技术上都出现了一些争论。基于高中教师的视角,在改革试点地区采用问卷调查等方式来了解广大教师对改革成效以及存在问题的认识。总体而言,教师基本认同新高考改革的理念和方向,但也认为一些改革目标的达成效果不佳,一些具体举措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高考综合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改革试点

 

 

一、新一轮考试招生改革的新进展

 

随着国家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省份开始进入高考改革的新周期。2017年,浙江省、上海市两地高考改革的第一轮试点结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一些具体细节上也备受批评。同年,北京市、海南省、山东省和天津市等省份也启动了高考改革,但由于相关技术问题以及配套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四个省份并没有及时出台具体的实施方案。直到20183月底,也就是在2017级高一学生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山东省才公布了改革的试点方案。20188月下旬,《北京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才得以公布。这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多年来坚持的“三年早知道”原则有一定差距。而且,这一轮高考改革的综合性非常强,涉及不少过程性评价的内容,要求考生在进入高中后就开始进行相应的学业规划,而改革的具体方案一拖再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的确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阻力。

“两依据、一参考”是本轮高考改革的核心,通俗地讲,改革后高校主要的人才选拔模式将依据统一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来择优录取。高考的总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选考的3门学业水平等级考试成绩组成。高考科目的改革以及不再区分文理科、外语实施一年两考等举措,给高考各利益相关者带来的影响极大。毫无疑问,受此次改革冲击最大的群体是中学。尤其是一线的学科教师,用“无所适从”来形容他们在担忧、焦虑和迷惘之余的切身体验绝不是危言耸听。

实际上,高风险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对中学教育一直发挥着极其强烈的导向作用,“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就是对这种导向作用最形象也是流传最广的描述之一。“牵一发而动全身”,考试改革上的小举措也必然给中学教育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更何况这次改革是“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的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改革”1。教师作为日常教学工作的具体承担者,他们对改革举措的理解、对改革成效的评价以及在改革要求下的自我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次高考改革能否真正在基层落地。


二、研究设计

 

为了解新一轮高考改革实施的现状、遭遇的困境以及存在的不足等,笔者选择某改革试点省(H省)高中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以及访谈等方式,收集一线教师在上述方面的反馈。

在前期访谈的基础上,笔者自行编制新高考改革调查的问卷,主要包括教师对新高考改革的认同感、对具体改革举措的评价、对改革中存在问题的认识以及对完善改革的意见、建议。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在H省的4个地级市选取城市、农村中学各5所,发放问卷1600份。同时,通过让中学校长和教师推荐,以网上作答的方式,收集问卷1116份。经过筛选,共收集有效问卷2421份。


三、教师对新高考改革成效的评价

 

时至今日,关于如何客观、全面地看待新高考改革试点的成效,似乎有不少争论。一项触动面如此之广并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一代人命运甚至国家前途的改革,既不能被“一场闹剧”或“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等情绪发泄型的消极言论所迷惑,也不能对自媒体传播的一些严谨的批评视而不见。否则,就是不科学、不实事求是的态度。

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一线教师对于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基本理念非常赞同。95%的教师认为把选择性教育理念渗透在改革中是正确的选择。96%的教师同时认为改革总体上符合现在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从总体的满意度上看,约82%的教师对高考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效是“满意的”。具体来看,教师对于不同改革目标达成情况的认识还存在一定差异。在表1列出的11项改革目标中,教师认为达成情况最好的前三项分别为“促进了中学阶段的生涯教育”、“促进了基础教育的文理融合”和“推动了中学综合素质评价的开展”。这与本轮高考改革推动的有关举措,如改文理分科为自由选科、不分文理、把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校人才选拔的重要参考等非常吻合。而当前中学生涯教育的蓬勃开展,则在很大程度上受选科、志愿填报方面改革的影响。尽管可供选择的科目只有6科(浙江省为7科),但由于填报高考志愿时平行到专业以及高校不同专业对选科有明确的要求,学生实际上在进入高中阶段伊始就需要对自己的学业和三年后的升学进行规划,这个过程还需要充分了解大学的专业学习和未来的就业状况。因而,对学生进行学业甚至职业生涯方面的培训和指导就显得极为迫切。此外,改革对中学的过程性评价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集中体现为综合素质评价涉及的几个方面,在“两依据、一参考”的框架下,中学开始真正重视综合素质评价。随着高校选拔模式的多样化,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在录取中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教师认为高考改革目标达成情况不理想的几个方面分别是“减轻了学生应试的压力”、“打破了‘一考定终身’”和“缓解了唯分数论的倾向”。其中,前两项的得分非常低,分别为3.23.8。这需要引起警惕。虽然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政策文本并未明确将减轻学生的应试压力作为改革的直接目标之一,但时任教育部负责人也承认了“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是社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并期望能够着力加以解决②。值得肯定的是,有关科目“一年两考”改革的实施,的确起到了“分散学生考试压力”的作用(得分值为5.6),但“分散”仅涉及量在分布上的调整,与量的多少没有直接关系。在访谈中笔者发现,大部分教师认为本轮高考改革不仅没有减轻学生的压力,反而增加了学生和教师的负担。可以明确的是,至少在教师看来,学生负担重、“一考定终身”等现象并没有得到缓解。退一步来讲,对于这两个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并且有着复杂、深刻社会原因的难题,可能不是一两次改革就能解决的。此外,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不同行业待遇差异较大、广大考生还期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等现实的约束下,通过高校人才选拔方式的改革来减轻学生负担的逻辑是否合理和可能,值得商榷。如果一个改革目标在过去几十年的努力中都没能有所突破,那么,可能需要反思目标本身。


四、进一步推进高考改革需要突破的问题

 

随着新高考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有关省份在先行试点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现实难题迫切需要加以破解,这是试点的价值所在。本次调查显示,教师认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教育资源难以保障教学的需要

选科的实施给予学生一定的自主权,由此也带来了多样化的科目组合。虽然从理论上看,“63”有20种(“73”有35种)组合,但从教师的反馈来看,几乎没有高中完全根据学生的选科情况来开设课程或实施走班。其中,教师列举的主要原因是现有的教学设施配备、师资数量和教学管理难以满足这方面的要求。分科走班后,每种科目组合的人数并不均衡,一些人数多的组合会被拆分成几个教学班进行教学或实行分层教学,这就需要更多场地和师资的支持。有时为了避免课程冲突,学校还需要扩建图书馆和安排自修室供学生自习。[1]师资方面的缺失更加严峻,96%的教师认为所在学校面临教师短缺的问题,尤其是选择比较集中的有关科目的教师缺口更大。有专家经过测算,“按照最低层次要求,师资需求约为原来的1.2倍;按照较高办学层次实施,师资需求约为原来的1.5倍;如果实行更高水平的课程选择和分层分类教学,师资需求甚至要达到1.8倍以上”[2]。教学设施和师资两方面的缺口对教育经费投入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些地方的财政也面临较大压力。

2
日常教学和管理的难度加大

本轮高考改革的综合性、系统性毋庸置疑,它给高中带来的影响也是综合性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高中的教育教学生态都将发生巨大变化。95%的教师认为走班的实施给教学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集中表现为“教学难度上升”、“工作量增加”和“教学评价更加复杂”(教师选择频次最多的三项)。概括而言,实施走班后,同一班级学生之间的差距缩小,但班级之间的学情差异变大,这就要求任课教师进行更加精细、更具针对性的教学设计。这在提高教学效能的同时,使得教师的工作量增加,工作压力也随之加大。与此同时,传统的集体备课、教研活动、班级教学质量评价以及教师绩效的评估等等也都要求学校在规章制度、组织架构、管理方式和操作方式上进行变革,以保障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真正促使选择性教育理念落地生根。

3
选考科目赋分的科学性需要改进

在“3+3”的高考科目设置中,不同选考科目的内容和试卷难度、选考的人数会呈现出较大差异,其可比性就是一个技术难题。目前试点的做法是对原始分按比例划出不同的等级并赋予相应的分值,最后加总到高考总成绩中去。这种方法看似解决了不同科目的可比性和可加性的问题,但付出的代价是扭曲了考生的分数,从而使考试的科学性和公平性面临挑战。根据这个等级赋分的方式操作,很容易出现某门科目考生的原始分只相差1分,而等级分却相差3分或6分的情况。[3]此外,采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不同科目的原始分进行处理,由于不考虑科目的难度和考试人数,很容易加剧选科的功利化,有关科目选考人数急剧下降的情况已经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本次调查也显示,高达89%的教师认为现行的选考科目赋分方式需要在科学性和公平性上进行改进。

4
综合素质评价遭遇的尴尬需打破

从政策要求来看,综合素质评价在高考录取中发挥了参考性的作用。然而,中学开展综合素质评价的积极性并不高。约五分之四的教师认为主要原因是高校并没有实质性地使用这个结果。实际上,平行志愿模式很难把综合素质评价结果进行量化进而来排序、录取。在特殊类型的选拔模式中,如,北京大学在浙江省试点的“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中,其“综合评价”所指也没有涉及综合素质评价。北京大学的招生简章明确指出:“建立以学生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及高校自主测试成绩为根据的综合评价录取体系”,并且“根据考生高考投档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与我校组织的测试成绩构成的综合成绩择优录取”。可见,这里的综合评价录取在内容上主要指向各种测试的“成绩”。这表明,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在录取的实操层面陷入了困境。这也反映了社会各界对高考成绩“分分必究”的现实。由于高校在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使用上存在种种顾虑,中学开展这方面工作的积极性或多或少会受挫。对于如何进一步完善综合素质评价工作,中学教师认为,“确保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真实性”、“提高区分度”和“进一步完善评价方式”是频数最高的三个改进举措。

5
生涯课程的成效有待提升

本次调查发现,超过85%的高中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生涯教育,这一点得到了广大教师的认可,大约95%的教师认为这是在新的改革背景下,学校必须承担的一项重要教育任务。然而,在实施过程中,生涯教育存在的不足也比较明显。总体来看,已经开展的生涯教育缺乏系统性设计,高中在开展生涯教育过程中普遍面临“缺教师、缺课程、缺工具”等方面的困难。如,只有不到五分之二的高中拥有专门的生涯课程,大部分中学没有专门的师资,没有科学可靠的工具来帮助学生进行生涯决策。此外,生涯课程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真正能胜任生涯课程教学的师资非常少,大部分任课教师的学科背景为心理学、教育学或其他文科专业,在教学中倾向于从心理学的视角来进行课程设计,这与学生生涯发展方面的需求还有较大距离。

 

[注释]

[1] 张昕.新高考政策下完全走班制的困境及对策[J].教学与管理,2018,(1).

[2] 刘洪涛.新高考背景下,教师缺口如何填补[N].中国教育报,2018-06-19(005).

[3] 袁振国.在改革中探索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考制度[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3).

 

(责任编辑:张蕾)

论文来源于《教育科学研究》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