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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 耿申:西方理论与中国故事
作者:耿申   发表时间:2018-08-28

我国的教育研究,其实不限于教育研究,都主张既要重视汲取西方理论的营养,也要重视讲好中国实践的故事。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研究领域一直坚持的研究思路和方式,这一研究思路和方式一方面加速提升了中国教育研究的水平,另一方面也为世界了解和理解中国教育现状提供了便利。然而,现象总是以利弊共存的混合体形式呈现出来的。在吸收西方理论的过程中,“食洋不化”“生吞活剥”现象比比皆是。

运用国外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术理论探讨中国教育问题,虽常能给人以某种启发,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有时甚至连解释问题都困难。这种情况如果仅限于研究生的学习过程,不但无可非议,还应视为一个必要的理论学习和学术训练过程。然而,如果资深学者也习惯于以同样的方式撰写论文和专著,那就非常值得反思了。这种思维方式可简化为:寻找一个或多个西方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或观点,将其视为理论定论、逻辑基础和方法论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当下教育现实进行讨论,从而得到一些“发现”和结论,提出一些批评和建议。此类论著虽学术形式尚属完备,但实质上并不能给读者提供对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真正启发。其分析、论证过程由于事实上存在着理论(或观点)的“先验性”,对教育问题的分析往往过于牵强,其间的逻辑关联基本属于“联想”“推测”“比附”性质,而这与以《论语》《中庸》《道德经》等古代经典为理论支撑,对教育现实问题进行“联想”“推测”“比附”论述的方式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有的论著一旦抽去了其套用的西方原装理论之后,可能连选题都会引发质疑。

例如,某论文采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搭建起一个分析框架来分析我国某城市随迁子女教育问题,讨论他们所受教育的“正义性”。倘若把罗尔斯这套原本属于政治学的正义分析框架撤除,则该论文首先受到的质疑便是选题价值,即当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究竟是政治、法律问题还是机制、操作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一旦选题价值受到严重怀疑,则其“发现”“结果”“结论”也就同时丧失了意义。再如,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Hochschild)提出了“情绪劳动”的概念,其解释是:为控制情绪以创造公众可以观察到的面部和肢体表现,旨在向他人展现特定的精神状态。于是,就产生了“用情绪劳动理论建构师生关系”的论文。然而,该论文首先被质疑的依然是选题价值。

从西方理论出发讨论中国教育实践问题,有其高屋建瓴、开阔视野的一面,但也有其罔顾现实、仅以中国实践为西方理论作“注脚”的一面。作为教育研究,后一种情况对教育知识的生产和教育问题的解决并无实质助益。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全面学习和引入西方理论是首要任务,那么在今天,从中国教育实践问题出发并以解释和解决实践问题为旨归,基于中国教育故事、创生中国教育理论,应视为基本的时代要求。


(耿申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