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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 张夏青:社会转型期我国学校教育中的价值冲突及其应对
作者:张夏青   发表时间:2018-07-31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全面转型时期。社会转型使我国面临一系列新的重大挑战,价值冲突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由于任何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关注总要反映到学校教育中来,因此,备受当代社会关注的价值冲突问题反映在学校教育中就表现为对学校教育中价值冲突问题的关注。本课题研究致力于运用多学科理论资源为理解学校教育中的价值冲突问题提供一种观察视角和理论分析框架,厘清学校教育中价值冲突的表现和类型,挖掘学校教育中价值冲突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为学校教育应对价值冲突提供理论指导。


一、学校教育中的价值冲突:表现与类型

学校教育中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为一种实践的困境。如,当我们教育学生要“慷慨”时,他会以“平等交换”来反驳;当我们教育学生要“谦虚”时,他会说“那是过时的观念,有用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教育学生要“勇敢”时,他可能说“保护自己最重要”;当我们教育学生“要有集体观念”时,他可能说“重要的是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表面看来,这些教育实践困境所面临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不同个体或群体在行为选择或评价上的差异和分歧,实际上,价值才是行为者行为选择或评价的依据,或者说行为者通过不同的行为选择或评价所传达的是其背后所依据的不同价值之间的差异、分歧和冲突。在这里,我们将行为者对其行为选择或评价所依据的价值合理性进行辩护的过程称为价值逻辑,由此,所谓价值冲突就是价值逻辑的冲突。

研究表明,从伦理学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大致划分出三种不同的价值逻辑:德性逻辑、功利逻辑和权利逻辑。其中,德性逻辑是以德性的实践作为行为选择合理性依据的价值逻辑。德性逻辑的辩护形式可以表述为:因X是美德,所以应当实践X;或因Y是恶,所以不应当实践Y。功利逻辑是以行为所带来的实际后果为行为选择合理性依据的价值逻辑。功利逻辑的辩护形式可以归结为:某行为能增加快乐、避免痛苦或其带来的快乐总量超过痛苦总量,那么某行为就是应当做的;相反,某行为会带来痛苦、减少快乐或其带来的痛苦总量超过快乐总量,那么某行为就是不应当做的。权利逻辑是以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和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为行为选择合理性依据的价值逻辑。权利逻辑的辩护形式可以归结为:权利是第一位的,行为合理性的最低限度是不能侵犯他人的权利和对自身权利的维护。

以价值逻辑的界定和分类为基础,可以将价值冲突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不同价值逻辑之间的冲突,具体可分为德性逻辑与功利逻辑的冲突、德性逻辑与权利逻辑的冲突、功利逻辑与权利逻辑的冲突。第二类,同一价值逻辑内部不同价值选择优先性的冲突,具体包括德性逻辑内部价值选择优先性的冲突,如“忠孝不能两全”;功利逻辑内部价值选择优先性的冲突,如“海因兹偷药”故事中不同功利计算的冲突;权利逻辑内部价值选择优先性的冲突,如索尔蒂斯等人在其所著《教学伦理》中列举的言论自由权与隐私权的冲突等。


二、学校教育中的价值冲突:哲学根源

分析表明,不同价值逻辑之间的冲突源于不同价值逻辑前提预设的不可通约,同一价值逻辑内部的价值冲突则由不同价值选择的优先性排序不同所致。

(一)前提预设的不可通约——不同价值逻辑冲突的根源

1. 诸善之争?——德性逻辑与功利逻辑的冲突

德性逻辑合理性辩护的依据和前提是人的目的论预设。德性逻辑假定人生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幸福,“幸福即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1],“美德是这样一些品质,拥有它们就会使一个人获致幸福,缺少它们则会妨碍他趋向于这个目的”[2]。在功利逻辑看来,人类一切行为的合理性是依据功利原理来确定的,即“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3]。因此,功利逻辑的前提预设亦是追求最大幸福。表面看来,两种不同的价值逻辑都以对最高善——幸福的追求为旨归,为各自逻辑辩护的起点和基础。实际上,德性逻辑之幸福与功利逻辑之幸福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价值逻辑冲突的根源在于前提预设上的不同善之争。具体而言,德性逻辑之人生目的幸福是指好生活和在好生活中的完善状态,德性的实践是这种好生活的核心,而并非仅仅是确保这种好生活的手段。德性实践有可能给行为者带来快乐或利益,但这并不是必然的,而且即使行为者从其德性实践中获得了快乐、利益或好处,这也并不是行为者行为的依据和追求的目的。功利逻辑之目的幸福则与快乐密切相连,或者说功利逻辑之目的幸福的核心就是快乐。当然,功利逻辑强调幸福在于对金钱、名望和权势的追求,但并不排斥德性,不过对德性的追求只是达成幸福的一个手段或工具。

2. 何者优先?——德性逻辑、功利逻辑与权利逻辑的冲突

虽然德性逻辑与功利逻辑在何谓终极善之前提预设上各持己见、相互冲突,但这两种价值逻辑在最根本处又是相通的,即两种逻辑的展开都依赖于对特定目的(或结果)即善的追求上。换言之,这两种不同价值逻辑的起点都是对终极善的追求,强调行为的目的依据和指向是终极善。权利逻辑则从根本上颠覆了这种以对终极善的追求为目的的逻辑理路,强调正当(权利)的优先性,正当(权利)优先于善。也就是说,权利逻辑的前提预设是人的权利的优先性,人的任何行为的最低限度是不侵犯别人的权利和对自身权利的捍卫。这意味着权利逻辑作为人行为选择和评价的依据是非目的论的,它不考虑行为的最终指向和目的,只关注行为的边际约束或者说是行为的最低限度和标准。由此,在正当与善何者优先的前提预设上,共同追求善之德性逻辑和功利逻辑与权利优先的权利逻辑之冲突自不待言。

3. 不可通约——三种价值逻辑的前提问题

三种不同价值逻辑在逻辑前提上各持己见、互相冲突,其争论不休的根源在于不同价值逻辑之前提预设的不可通约上。具体来说,德性逻辑求助于幸福生活的人生目的假定,但幸福生活之人生目的何以可能?功利逻辑寄希望于个体行为动机的苦乐原理,但由人的心理感受直接过渡到人的行为目的,这种推导有待反思。权利逻辑强调权利优先,但问题是权利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吗?权利真的独立于并优先于善吗?在这里,三种不同价值逻辑的前提预设遇到了不同的合理性证明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讲,不同合理性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同价值逻辑的自成一体性和不同价值逻辑前提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决定了不同价值逻辑之间的冲突必然存在。

(二)优先性排序的不同——同一价值逻辑内部价值冲突的根源

同一价值逻辑内部价值冲突的实质是不同价值选择之间的优先性排序问题,如德性逻辑内部存在的冲突,所谓“忠孝不能两全”描述的就是这种类型的价值冲突。这种类型价值冲突的性质不同于不同价值逻辑之间的冲突,不是选择对这种价值逻辑的信奉而不是对那种价值逻辑的信奉,也不是在不同的价值逻辑间决定优先性的问题。在此种冲突情境中,摆在行为者面前的不同选择是在同一价值逻辑内部相互匹敌的具体价值之间的选择,这意味着虽然不同选择之间是互相冲突的,但不同选择的最终目的指向是一致的。因此,不论人们如何选择,这种选择都不是完美的,都将给人们留下应当做而没有做的遗憾。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因为选择了一种价值,而否定其他那些没有被选择的价值的合理性。类似地,在功利逻辑和权利逻辑内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不同人对功利计算不同而互相冲突,如“海因兹偷药”的故事就反映了功利逻辑内部存在的冲突问题。权利逻辑内部同样存在冲突问题,一个人的权利至上与另一个人的权利至上显然不可能不发生关系,如发生沉船而可提供的救生艇不够时,尊重人的生命权问题。这同时表明,不同价值逻辑内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但这种冲突相对于不同价值逻辑之间的冲突而言是派生性冲突、次一级冲突,不同价值逻辑之间的冲突则是更为根本性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主要关注不同价值逻辑之间的冲突问题,兼顾同一价值逻辑内部价值选择优先性的冲突。


三、学校教育中的价值冲突:社会成因

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如果只存在一种价值逻辑,且这种价值逻辑在社会中处于根本的、核心的、终极的地位,人们的一切行为和评价活动都是从这一价值逻辑出发并以此为依据,那么价值冲突的发生就不会具有普遍性。因为这时的价值冲突即使发生了也只是属于同一价值逻辑内部价值选择优先性排序的问题。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多种不同价值逻辑且没有一种价值逻辑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能够对其他价值逻辑起到统摄的作用,那么价值冲突就会成为一个普遍性的不可避免的问题。那么,多种价值逻辑在当代社会的同时并存何以可能?

1. 传统社会与德性逻辑的承续。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德性价值占据着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是社会生活中人们判断和行为的依据、是人们共有的信仰和追求。德性逻辑本身既是传统的产物,又是传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德性逻辑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来自于我国现代化的“后发外源”性质,另一方面来自于作为文化观念的价值变革本身的复杂性。

2. 市场经济与功利逻辑的盛行。总体来看,由于受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所限,功利逻辑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代社会都主要是以思想的形式存在和发挥影响的,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尚处于社会的非主流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则使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和培育的功利意识、功利观念突破了经济领域的界限而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价值意识和观念,使功利逻辑明确地成为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行为依据和标准。

3. 民主时代与权利逻辑的兴起。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带动下,我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大大加快,民主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主题,与之相伴的是权利逻辑在当代的兴起。权利逻辑的兴起主要表现为个体权利意识的形成与觉醒、权利诉求的表达、权利内容的实现与保护、权利侵害的纠正与补偿等。在当下,权利逻辑正在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极为重要且深刻的影响。

4. 大众传媒与多种价值逻辑的广泛传播。传统社会中相对单一的大众传媒担负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德性传统的教化功能,而在当代开放民主的信息社会中,大众传媒在形式、内容和数量等方面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所受价值影响的单一性和连续性,为人们提供了多元、复杂的价值影响。大众传媒将当前社会中凸显的不同价值逻辑通过自身的聚合功能将其放大并且通过其无限制的辐射传播能力将之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个人生活之中,从而对不同价值逻辑之间现实的碰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学校教育中的价值冲突:应对出路

学校教育中的价值冲突在当下具有不可避免的社会历史性和现实性。一方面,学校教育中的价值冲突是价值教育开展的重要契机和资源。价值冲突对于学生体认价值的多样性、实现对社会和他人及自我的理解与认同、确立自己的价值追求等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承认和肯定价值冲突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并不表明所有的价值冲突在任何时候都具有积极的功能,如果学校教育中的价值冲突广泛、深刻和持久地存在而不能得到适当地应对,则可能导致学校生活的混乱及人自身的精神危机。因此,面对价值冲突,我们还应积极寻求应对的出路。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在价值冲突问题的应对上有两种不同的立场及路径:一种是持绝对主义立场的品格教育应对路径,就是用一种关于“好(善)”的根本价值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然而,在当代,人们对于究竟“什么是好的生活”会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任何试图通过强制的方式消解这种不同的做法都不会取得什么好的效果。另一种是持相对主义立场的价值澄清应对路径,它强调要尊重和肯定个体不同的价值追求,但这极易走向极端放任和无政府状态,因而难以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

本研究认为,虽然价值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一定范围和程度内的普遍的价值共识也是可能的。这就是我们要寻求的价值冲突的应对路径,在冲突各方之间通过平等的交流、对话以达成一定范围和程度的价值共识,以及在此基础上通过适当的方式促进人们价值追求的提升。简言之,学校教育中价值冲突的应对出路在于坚持“守多而望一”原则。以肯定多元价值的存在为前提,以各方之间的平等对话、协商为途径,以价值共识的达成为指向,最大限度地获得各方的支持,努力寻求“和而不同”的多元价值共存之境。肯定多元价值并存并寻求价值共识的达成是应对价值冲突的“守多”之举。以人的目的性存在为前提,以传统德性教化为依托,以帮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为旨归,以德性价值的超越性为指向,不囿于底线价值共识的规范性约束,致力于追求人之为人的卓越与崇高,努力达至完善的人生境界。德性的追寻则是应对价值冲突的“望一”之意。

 

[注释]

[1]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0.

[2] 麦金泰尔.追寻美德[M].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187.

[3]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8.

 

(责任编辑:张蕾)

 

论文来源于《教育科学研究》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