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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 李雄鹰 顾胡庆 秦晓晴:高考评价改革40年的实践与省思
作者:李雄鹰 顾胡庆 秦晓晴   发表时间:2018-06-05

摘要

高考恢复40年来,为国家合理选才、促进学生成长和实现社会公平作出了重要贡献,高考的评价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在新一轮高考评价改革背景下,应坚持科学、公平、高效的改革理念,充分发挥高考的评价功能;创新考试招生机制,兼顾共性与个性,增强学生的选择权利;优化考试内容,建构综合考试评价体系;加强高考评价的信息化建设水平,提升考试招生的科学性、公平性与效率性。

 

关键词

高考;高考评价改革;考试评价体系

 

 

2017年,统一高考制度已确立65年,高考恢复至今也历经了40年的探索与实践。作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和环节,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国家发展和每个家庭的利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一种考试,高考的经济、政治、测量和选拔等功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发挥,而评价功能作为高考改革的新内容,其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公平性等自然会成为被拷问的对象。在国家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需求、高中新一轮课程改革、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高校评价选拔人才的多样化要求以及高考制度自身的完善等多个因素共同作用下,如何更好地发挥高考的评价功能、推进高考评价改革成为新命题。


 

一、高考评价改革的历史变迁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究高考评价必先怀揣“温情”与“敬意”重温历史,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今天的改革提供借鉴。纵观历史,高考评价从其产生到发展经历了统一高考恢复前后的阶段、“文革”后的恢复改革阶段、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高考评价改革这三个阶段。


 

(一)统一高考建制前后的高考评价


1. 民国与新中国初期的高校入学考试评价

统一高考制度建立之前,我国经历了民国时期的入学考试评价以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过渡阶段考试评价,这是中国封建主义教育向资本主义教育发展的转折期,是传统教育与新教育之间的过渡期,也是中西方教育的融合期,[1]这一时期考试评价形式与考试内容都经历了变革。

在考试评价形式上,民国时期先后实施了“高校单独自主招生”、“比例招生”、“名额招生”和“高校统一招生”等形式,到1941年前后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招生格局。1949年后,考试评价形式由最初的单独招生逐步过渡到统一招考,1950年教育部规定全国使用统一招考的考试形式,这一做法被看作统一高考的前身。

在考试科目与内容上,这一阶段的高校入学考试内容与中学教学内容息息相关,同时在考试资格、考试形式、命题难度、录取比例等方面充分考虑了中学教育的实际。但同时,中学为大学服务,中学课程设置过分以升学为目的的趋向始终十分突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升学主义倾向。

2. 统一高考建立阶段的考试评价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关于全国高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统一高考制度至此建制。从高考选拔要求及考生资格看,这一时期国家尽可能扩大生源,保证参加考试的人数,在追求数量的同时关注招生质量。1954年起确立了“政治、文化、健康”的考试评价三标准,它们成为这一时期衡量考生质量的标尺。从考试评价形式来看,19521965年确立了“统一考试”形式,除1958年采用分省命题考试之外,其余年份都采用全国统一考试方式。

考试科目是高考内容的组合形式及实施方式,是高考评价的核心内容,也是直接联结中学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纽带。在统一高考制度前提下,高考科目经过四次大调、多次微调,考试科目从施考全部科目到分为两个科类、三个科类、再分为两个科类,最终形成了理工类、文史类的科目划分方法。一些科目如数学、外语从不考到施考,从不计分数到计入总分。


 

(二)“文革”后恢复改革阶段的高考评价

 

十年“文革”,使得高校在19661969年彻底停招,19701976年则是采用推荐入学方式评价学生。这一阶段高考基本丧失其评价考核作用。1977年,在社会逐渐稳定的大背景下,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发布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统一高考制度被正式恢复。这一阶段,确立了“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选拔理念。在此理念的指导下,高考评价的标准、内容与形式、标准化程度等都得到了调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需要不断改革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考试内容与方式等的多元化倾向已初显端倪。

1. 高考评价内容的调整

1977年恢复高考到1985年,这一阶段的考试科目调整主要是基于文理分科,形成了文科6门、理科7门的科目模式。在此期间,高考科目历经了上海“3+1”方案、“三南”方案(湖南、海南、云南)、“3+2”方案的变革。高考科目改革步伐较大,改革频率较高。总体是迫于社会对“应试教育”以及“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指责,为减轻考生负担,由文科6门、理科7门朝减少科目的方向变化,由科目的规定组合朝更加自由的组合方向变化。这些改革为高考科目的科学合理化积累了经验和教训,为“3+X”科目设置模式的普遍实施提供了有益借鉴。

2. 标准化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高考标准化之实质就是实现从传统考试向现代考试的转变,告别考试的经验时代,依据现代考试理论,借助现代统计方法和计算机技术,严格按照科学程序组织实施考试,内容包括命题标准化、答案标准化、施测标准化、评分标准化、计分标准化、分数解释标准化和考试管理标准化。标准化改革发端于1985年的广东,后扩散到山东、辽宁、广西等地。1994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建立标准分数制度实施方案》,标志着高考标准化改革进入全面推广与实施阶段。

3. 毕业会考制度的酝酿与初建

高中毕业会考制度于1983年初步实施,1986年开始与高校的招生考试制度挂钩。作为改革试点的先行省份,浙江省率先对会考制度进行了试点,从1983年的重点中学到1988年全省各中学全部实行会考制度,拉开了会考制度向全国范围推进的帷幕。

1990年,《关于在普通高中实行毕业会考制度的意见》颁布,会考制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到2000年,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逐年铺开。这一制度的实施有效扭转了中学为提高升学率而忽视学生全面发展的现状,但由于在实践过程中认识不清晰、操作不合理等原因,其原本预想的功能并未实现,反而加重了中学生的课业负担,“应试之风”在中国依旧根深蒂固。因此,2000年之后国家逐渐下放会考制度的实施权,交由地方根据本省实际实施,会考后来逐渐被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代替,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高考评价改革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开启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新篇章,其中提出“改革高考制度是推进中小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启动了第八次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这一阶段高考评价主要以“3+X”高考科目的确立、分省命题、高校自主招生的出现以及实施新课程改革后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为主要内容。

1.“3+X”高考科目的确立与发展

这一时期,原有“3+2”模式已无法满足发展素质教育的要求,传统文理分科并将地理和生物排除在高考考试科目之外的做法引起高校和学者的不满,因此,1999年国家率先在广东省进行了“3+X”科目的改革与试点工作,并迅速扩展到其他省份,2002年全国范围内“3+X”高考科目正式确立,“3”所指代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被广泛认同,各省无一例外地采纳。而开放的“X”科目则几乎可以指代高中所有科目,各省根据自身情况,尤其是根据新课程改革后高中课程模块及内容特点,根据对素质教育的理解及对学生素质与能力的要求进行不同组合,构成了如今的多元模式。

2. 自主招生考试评价的出现

自主招生政策于2003年开始实施。作为高校评价录取改革的重要环节,自主招生政策对于21世纪高考评价改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结束了高校统一招考的历史,赋予高校极大的自主权和选择权。与统一高考不同,自主招生旨在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学生,招生名额控制在当年录取计划的5%以内。[2] 2017年,全国拥有自主招生权限的院校达近百所,这些高校在选拔理念和考试内容上都体现了对学生创新潜质的重视和考量。

3.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2004年高中新课程改革推行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逐步取代会考,成为衡量学生高中学业的水平性考试,率先进入新课程改革的广东、山东、海南、宁夏同时宣布实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考被捆绑在一起,成为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三位一体”的高考评价体系的组成部分。

实践中,各省、市、区新课程改革后的高考方案都以“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为纲领,构建新的高考评价体系,其中不乏学业水平考试的影子。浙江省“三位一体”高考评价的改革实践,云南省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与高考双挂钩的改革实践,[3]都是在探索学业水平考试与高考关系中的成功实践。


 

二、高考评价改革的现状与特点

 

在“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考改革风向标的导引下,高考评价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2014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标志着新一轮高考改革正式开启。“选择性”教育理念和“互联网+”是新一轮高考评价改革的直接推动力,再加上深化高中新课程改革的诉求,共同促进了新一轮高考评价改革的推进。


 

(一)新一轮高考评价改革的内容

 

1. 招生录取机制改革

新一轮高考评价改革本着公平、合理、科学的选拔理念,进一步扩大农村贫困地区和西部偏远地区的招生比例,继续推进国家的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和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的实施,要求部分高校要面向这些地区安排专门的招生和录取名额。改革原有加分政策,奥林匹克竞赛(下文简称奥赛)中获奖的学生不再具备保送资格,且奥赛和体育项目加分不得超过20分。如,北京市2015年取消了奥赛、科技类竞赛、市级三好学生以及体育特长生在内的7类高考加分项。2017年起又调整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加分适用范围缩小到“从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高中教育阶段转学到北京的少数民族考生”[4]

《意见》还规定高考将逐渐采取平行投档的录取方式,取消高校录取批次,推进并完善平行志愿投档方式,增加高校和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2014年,浙江省率先进行了平行投档方式的改革试点,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2016年,包括河北、江西、辽宁等在内的多个省份明确将本科第二批与第三批合并为本科第二批,上海则合并录取本科第一、第二批,而浙江省在2017年高考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高考录取将不分批次,取而代之以分普通类和文史类录取。[5]

2. 考试评价内容与形式改革

考试评价内容改革包括科目设置、学科内容以及命题内容三个方面。[6]在科目设置的改革中,逐渐从现行的“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朝“3+3”模式过渡,即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考科目,加考生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从历史、地理、思想政治、物理、化学、生物6科中选择的3个科目。此次改革有两大变化,一是文理不再分科,二是外语实行一年两考,在顾及考生学业负担的同时把握好课程的设置和安排。考试内容主要依据人才培养理念和国家公布的课程标准,突出考查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强调基础性和综合性。此外,新一轮的高考评价改革强调要准确把握统一高考和学业水平考试之间的纽带关系,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纳入高考评价体系中。

命题改革同时涉及统一高考的命题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命题改革。2015年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达到18个,201626个省份的全部或部分科目试题(山东、四川等)使用了全国卷。山东省自2016年开始正式进入新高考模式,并且宣布到2018年正式全部启用全国卷。此外,《意见》中对高考试卷评价的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要求确保试题与时俱进。

考试形式改革的一大突破是实行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分类考试的办法,在评价方式上采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方法,重点考查学生应具备的职业素养和技能。学生既可以参加高职院校单独举办的考试,文化成绩使用高中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也可以通过统一高考后再报名的方式进入高职院校学习。在各个省份的实践探索中,一些省份取消了考试评定的方式。例如,海南省2015年有12%以上的中职毕业生可以不参加高考直接进入高职学习,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文化课学习的负担,给予学校和学生更多的时间进行技能训练。

3. 多元录取、综合评价机制的改革

评价机制改革是本轮高考评价改革的目标所在,也是难点所在。所谓多元录取、综合评价,是指根据学生的高考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其综合素质评价进行学生的评价与选拔。各省市在实践过程中大都采用层次分析的办法进行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即按照标准将学生的综合素质分解为二级或三级要素,对各个要素的达成度赋值,赋予分数可比性。例如,上海市在其2014年的改革方案中明确了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三级指标,将学生的学习能力、科学能力、传统文化素养等作为评价指标,[7]力求全方位、多层次、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业和能力水平发展情况。

除了上述提到的高考内容、评价形式、评价内容的改革,新一轮的高考评价还涉及高中课程改革、保送生、自主招生政策的改革与实践,改革后的自主招生在统一高考后进行,阳光招生机制进一步开展,这些都保障了高考评价改革的有序开展。


 

(二)高考评价改革的特点

 

1. 评价改革的示范性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颁布后,我国新一轮的高考评价改革正式启动。浙江省和上海市作为试点于2014年出台了高考评价改革的方案,在理解和诠释《意见》的基础上率先试行高考新方案。迄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给两地高中教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并且成为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考评价改革的政策范本和改革实践的领头者。[8]截至2016年,全国范围内已经有29个省份相继公布了本地区的高考评价改革新方案,2017年又有新的省份加入到改革大军中来。试点先行、循序渐进、全面铺展是新一轮改革的特色。

2. 评价主体的选择性

无论是高等学校,还是学生群体自身,新的高考评价改革都给予了彼此极大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同时又规定自主权和选择权的实现必须统一于国家规定之内。新一轮高考评价改革最大的特点在于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和方向,为学生的个性化成长奠定了基础。不论是高考考试科目的确定,还是高考后志愿的填报,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学生对自我的认识水平和对自我成长方向的掌控能力。

对各省份和高校而言,“统分结合”的命题格局保障了部分省份自主性的发挥,自主招生的推进与实践也使得部分高校能够独立自主进行人才的选拔,而将高职与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进行区分,大大增强了高职院校考试评价的主动权,也使得学生在报考院校时多了一些选择机会。

3. 评价形式的多样性

高考评价在其改革过程中不断突破单一的统一考试形式和唯分数录取的形式,代之以多元录取、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评价形式。新一轮高考评价改革不仅要求学校评价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对学生德智体美劳等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发展也同样重视,这些都集中体现在综合素质评价中。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省市、各高校相继出台各自的评价方案,例如,江苏省允许高等学校根据本校培养目标和人才选拔的要求,构建多位一体的评价体系,将学生的学业水平测试成绩、高中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综合进行考量。


 

三、高考评价改革的利益博弈与价值选择

 

高考制度自确立以来,其评价功能历经数次变革与探索,为国家合理选才、促进学生成长和实现社会公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9]但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高考评价改革亦然。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高考评价改革的历程可谓一波三折,充满荆棘与挑战。时至今日,其评价功能的实现依旧存在各利益主体间的博弈,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促进其合理、良性地发展。


 

(一)高考评价改革的利益博弈

 

1. 科学与公平的博弈日益显现

高考恢复40年来,每一次高考评价改革的议题基本都脱离不开科学与公平的博弈取舍,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矛盾的,维护科学性对部分省份考生来说有失公平,而过于追求公平亦是对科学性的破坏。当高考评价面对公平与科学、个性等矛盾的利益博弈和选择时,其往往选择了公平而忽视甚至放弃了其他,因此高考评价改革过程中许多富有探索和实践价值的改革往往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背离了改革的初衷。以2014年开展新一轮高考评价内容中的多元录取、综合评价改革为例,作为一项科学立项的改革举措,其目的在于打破“唯分数论”的怪圈,探索综合和全面的高考评价体系,评价内容包括高中学业水平成绩、高考成绩和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学生的德智体美劳、人文素养、科学研究能力等都包括在综合素质评价内,也因此相比于考试而言更具有稳定性和全面性。但在具体改革实践中,多数高校和高中担心综合素质评价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影响招生公平,这种思想导致综合素质评价难以在高考评价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更不用说发挥其功能了。[10]总体而言,尽管高考评价改革一直致力于将公平和科学较好地体现在改革中,但往往出现的情况是公平和科学都无法达到预期目的,有时甚至舍弃了科学,但也迷失了公平。

2. 个性与共性、多样性与单一性之间的徘徊取舍

历数每次高考评价改革,其重点都是“一破两立”,即打破“唯分数论”的思想禁锢,将学生从“题海”和繁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给予他们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学生的个性依旧难以真正得到保护和发挥。新一轮高考评价改革中不分文理科、外语一年两考、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纳入高考评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意见》所倡导的自主性和个性化发展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和效益的显著提高,社会对人才培养的标准越来越趋于多样化,高考评价改革也朝这一方向发展,力求构建多样化的综合评价体系,自主招生政策、综合素质评价的出现都是为了实现人才选拔和培养的多样化,引导学生个性化发展。但如上所述,综合素质评价被片面化、简单化,甚至被忽视,而自主招生政策则常年头戴高考“紧箍咒”,在其实施中依然被冠上“唯分是取”的价值观念,高校自主招生试题和录取比例被严格控制,自主性难以得到真正的发挥和实现,也因此多样化的人才选拔制度难以得到保障。上述改革方向对于高考评价改革来说至关重要,却任重道远。


 

(二)高考评价改革的价值选择

 

1. 坚持“科学、公平、高效”的评价理念

我们必须抓住公平这个灵魂,守住公正这个道德底线,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高效的高考评价制度与体系,在具体改革过程中,应把握好公平与科学的博弈关系,兼顾科学与公平,在保证区域招生评价公平性的同时,努力追求评价过程和结果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具体来说,我们应在继续深化区域和城乡招考倾斜政策,保证其公平性的同时,实行严格的高考加分政策,清理不必要加分。同时规范高考评价形式与内容,对高考命题和学业水平测试题目进行改革,提高其科学性与规范性。此外,应加强高校考试招生能力建设,逐步优化现行的自主招生评价形式、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分别招考的评价形式等,深化高考评价内部改革,给予自主招生高校更大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同时推进各院校学分认证、学分制改革的进行。

2.  坚持综合素质评价的过程追求

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包括学生的思想道德与公民素养、学业水平与课程修习、身心健康水平、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文学素养与艺术特长等,是对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考察和记录分析,是高考评价改革必须坚持和推进的一项内容。因此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必须注重过程性,关注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各种成长经历,注重发挥其“以评促学”的功能,帮助学生实现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此外,评价过程应以事实为依据,确保过程的规范性与公平性,强化过程监督机制的构建。

面对新一轮高考评价改革的开展,综合素质评价要着眼于其在过去多年探索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明确与改革目标之间的实际差距,在自觉反省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与改进,怀着现实感和紧迫感进行新的探索和实践。[11]尽管当前综合素质评价还存在各种问题,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其前途的光明,怀着对时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进其实施。

3.  坚持以信息化推进高考评价改革的路径选择

“选择性”教育理念和“互联网+”是新一轮高考评价改革的直接推动者,高考评价改革的各项目标和任务都离不开信息化的推进和深化,新一轮高考评价改革中综合素质评价的落实离不开学生成长数据库的建立和完善,而高考录取系统的研发与人工智能阅卷系统的创立,都是依靠信息化不断发展推动才能实现的,因此可以说信息化引领着未来高考评价的发展方向。

以信息化推进高考评价改革的科学性和发展性,我们需要继续加强学生电子档案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建立比较完善和综合的信息平台,[12]将学生的学业水平成绩、高中课程成绩、综合素质档案等包括在内,为各院校录取评价提供完整的人才数据库;应继续改进和提高高考试题阅卷的人工智能含量,减少人为造成的考试不公正和非科学性现象的出现,提高评卷的效率。此外,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数据的安全性受到极大的挑战,而高考评价作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必须保证其数据和信息的绝对安全,在改革过程中要严把数据安全关,切实加强高考评价系统的风险评估功能建设。

 

[注释]

[1] 刘海峰.高考:60年的历史记忆[N].光明日报,2012-06-06(014).

[2]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高校自主招生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2013-04-01)[2017-06-11].http://gaokao.chsi.com.cn/gkxx/zc/moe/201304/20130401/407311186.html.

[3] 李配亮.云南将建“三位一体”高考评价体系[N].中国教育报,2011-11-18(001).

[4]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2017年北京高考少数民族加分范围缩小[EB/OL].(2017-01-18)[2017-06-18].http://www.gaokao.com/e/20170118/587f0e6fb305d.shtml.

[5] 冯成火.高考新政下高中课改的评价、问题与策略——基于浙江省的实践与探索[J].教育研究,2017,(2).

[6] 田学和.新高考改革的重点、难点和关键点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11).

[7] 王润,周先进.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监督机制的构建——基于新一轮高考改革的思考[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5,(26).

[8] 周彬.指向学生个性成长的高中教育转型——基于上海与浙江高考改革试点的实践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7,(4).

[9] 刘海峰.贯彻意见精神 推进新一轮高考改革[J].中国高等教育,2014,(21).

[10] 郑若玲.高考改革的困境与突破[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

[11] 周先进,张睦楚.高考改革: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可为”与“难为”[J].全球教育展望,2014,(7).

[12] 冯成火.信息化:推进和深化高考改革必由之路[J].中国考试,2016,(6).

 

(责任编辑:金平)

论文来源于《教育科学研究》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