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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 潘昆峰:大学招生计划对我国青年人口迁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作者:潘昆峰   发表时间:2017-12-15

当前,中国生产要素集聚加剧,区域不平衡凸显,人口跨区域流动加速。通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实现创新要素集聚和地区人力资本重构,其意义重大。招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第一步。既有研究对高校招生与人力资本分布的关联性揭示得并不充分,需要新的可信的实证研究给予支撑。

本研究关注高校招生计划与我国青年人口迁移的关联。在本研究中,招生计划主要指分省生源计划,这是由高校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下完成编制和分配的;青年人口迁移特指大学生群体的跨地区迁移,包含就学迁移(特指本专科就学)和就业迁移(包括升学)两类,两类迁移均相对于生源地而言。就学迁移是通过高校生源计划的分配,由统一的高考录取实现;就业迁移是由学生自主择业实现。课题组运用历史研究法、统计分析法、计量回归法等方法,依据政府和高校的招生政策文本、政府年度招生就业的行政统计数据和学生微观抽样的调查数据,对研究问题进行了实证探讨。

本研究发现:大学招生计划的设置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大学招生计划导致了我国大学生就学迁移与人口迁移截然不同的格局;省属高校招生计划带来了与就学迁移相伴相生的财政横向转移支付;央属高校招生计划实现的优秀学生迁移,是高校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体现;招生计划实现的就学迁移,对后期就业迁移产生了极大影响。

 

 

 

一、我国招生计划管理的历史源远流长

 

 

 

我国进行招生计划管理的思想可以追溯至科举时期。唐代科举实际上已经开始实行各地定额报考制度,宋代科举出现了“凭才取士”与“逐路取人”之争,明代确立了“南北分卷而取”的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自1952年高等教育实行全国统一招生,国家教育部门强化招生管理,统一管理名额分配。这一做法逐步演化至今,形成了我国招生计划分配的相对稳定模式:高等学校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国家核定的年度招生规模内,结合近几年来毕业生就业情况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生源情况,调整招生专业结构、层次结构、区域结构,自主、合理地安排生源计划。21世纪以来,中央政府通过限制部属院校属地招生比例、在省属高校中实施支援中西部招生协作计划等手段,强化对招生生源计划的调控,以促进招生区域公平。

 

 

 

二、大学招生计划与大学生跨省就学迁移模式

 

 

通过对2010年高校招生执行计划数据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对比分析,课题组发现,我国大学生跨省就学的空间模式独立于总人口迁移的空间模式。[1]大学生跨省就学迁移的空间模式主要表现为由西部和中部部分地区(如河南、安徽等省)向京津沪这三个直辖市和中部部分地区(如湖北省、陕西省)迁移。与全国流动人口由中西部向东南沿海流动的模式不同的是,大学生向广东省和江浙地区迁移流不明显。相对于人口迁移分布,跨省就学迁移规模、强度的分布更为均匀,没有出现总人口迁入模式中的广东省“一枝独秀“的状况。大学生就学迁移模式与全国人口迁移模式的区别说明,其迁移不仅与经济状况有关,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以及我国特有的招生计划控制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利用泊松引力模型的计量回归显示出大学生跨省就学迁移之中的“推力拉力因素”。[2]其中,拉力因素反映为:就学省高校招生规模越大,省外招生比例越大(对外省的倾斜较大),则因就学迁入的外省学生人数越多。推力因素反映为:生源省高中毕业生数越多,高校本省招生数与其高中毕业生数比例越低(满足本省需求程度低),经济越发达(支付能力强),则迁出的人数越多。同时,两省距离近、两省相邻都能有效增加跨省就学迁移的数量。

对不同属别高校的跨省就学迁移分析发现:央属、省属、民办高校大学生的就学迁移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可总结为“主动选择型”、“被动挤出型”和“被动逃离型”三种迁移模式。[3]“主动选择型”迁移模式的主要驱动力为外省央属高校和本省优秀学生间的相互吸引力,而经济和距离因素影响较弱。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央属高校办学质量好且收费低廉,对优秀生源渴望且招生包容性好,受到各省学生的追捧。“被动挤出型”迁移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本省的升学竞争,产生的原因主要是那些在省内省属高校就学不理想的大学生“被动”地考虑迁往外省就学,且倾向于到离生源省较近的地方就学。“被动逃离型”迁移的驱动力除了本省升学竞争之外,学生的支付能力也起了重要作用。这种模式多是较发达地区的高中毕业生无法考上省内高校,而前往其他离家近且欠发达地区的收费较低的民办高校就学。

大学生就学迁移将构成对我国人力资本分布的潜在影响。一方面,高水平大学可能加剧人口迁移的极化。央属大学所在地多为京津沪等直辖市或经济较发达的省会城市,尽管这些学校广招人才的初衷是为促进教育机会公平,却很可能使央属高校成为各地人才的“抽水机”,吸引各地优秀大学生就学并留在就学地就业,形成人才永久迁移和集聚,在客观上加剧城乡和区域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大学生就学迁移会逐步影响人口总体迁移模式。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青年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攀升,大学生就学迁移对人力资本再分布的格局形成越来越重要。不仅是跨省就学的大学生可能留在就学地形成永久迁移,这股迁移流还会影响生源地的其他人才向就学地迁移。

 

 

 

三、省属高校跨省招生名额分配的财政补贴效果

 

 

 

省属高校是我国高校的主体,其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各省财政。然而,对外省的招生使得省属高校事实上承担了一部分跨省的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为外省考生提供了受教育机会从而产生了财政补贴的效果。利用本地高校生均经费,结合高校生源计划投放数量与结构,可以估算出这种省际高等教育财政补贴的规模和方向。

依据2008年和2013年的全国高校本专科招生执行计划,课题组度量了省属高校跨省招生带来的省际财政补贴效果及其区域模式。[4]2008年到2013年,高校跨省招生带来的省际财政补贴数值有明显增长。中部地区既是生源输出大省,也是公共服务外溢的主要获得方;而东部直辖市并非生源输入大省,却是公共服务外溢的主要提供方。

对财政补贴数量影响因素的计量回归发现,补贴提供省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于其他地方的高等教育财政补贴越大。提供补贴地方普通高校招生人数越多,相应补贴其他地方越多。财政补贴接受省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获得其他地方的高等教育财政补贴数量越小;本省普通高中毕业生人数越多,获得补贴就越高。另外,两地之间距离越大,高等教育财政补贴数额越小。[5]

如何看待省属高校高等教育跨省招生带来的补贴效果?

以北京、上海、天津为代表的部分省、市的地方高校客观上承担了大量的跨省公共服务职能。这些地区在生均财政投入上的优势,使得他们虽然并不是生源流入大省,却为外地提供了更多的财政补贴。对于生均投入不断增长的地区,即使对外地招生总名额不变,其对外地产生的补贴效果也在不断累积。尽管一些地区在跨省公共服务上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我们注意到,中央政府对省际教育公共服务外溢的激励政策事实上不足。承担大量跨省招生任务的地方政府是没有足够的积极性提高招收外地生源比例的,未来甚至没有足够积极性持续提升本地高等教育的投入。

 

 

 

四、央属高校跨省招生名额分配规律

 

央属高校(即中央政府各部委管理的高校)集中了我国最好的高校,几乎所有的“985高校”和80%以上的“211高校”均为央属高校。央属高校的招生名额分配直接实现了我国最优秀那部分大学生的跨省就学迁移。

课题组利用个体效用最大化模型,导出了央属高校招生名额分配的最优化解。[6]理论推导的结果显示:央属高校的招生名额跨省投放结构上符合“引力模型”的形式。某省考生数量越多、高校与此省份越近,则高校对该省的招生名额分配数量越大。

2010年高校招生计划数据的计量回归结果符合理论预期。[7]分子样本回归的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央属高校的跨省招生名额分配模式存在一定差异。发达地区的高校更偏向于富裕地区的学生,其他地区的高校则倾向于将招生名额投向不发达地区;理工类高校相比其他高校而言,招生名额更倾向于分配到人口大省和欠发达省份。

如何理解上述结论,并引导央属高校跨省招生计划的投放?

引力模型的假设与验证意味着:不同的高校虽然招生名额投放的行为表现各异,但其在长期的招生实践中都形成了惯例性的、固定的招生计划投放模式,这种惯例性的数学表现就是引力模型。在中央政府要求的属地招生比例大幅减少之后,虽然高校对不同省份名额分配的数量有所增减,但分配模式变化非常小,说明高校的行为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这种惯性有可能消解政府对于平衡地区入学机会差距的政策努力。可以预见,在央属高校属地招生比例进一步减少之后,原有的入学机会较低的省份不一定能够得到提升。如果政策的目标是平衡各地入学机会差距,单纯依靠减少高校属地招生比例而不对高校对外省招生名额分配作出具体调整的话,这种做法可能难以奏效。

 

 

 

五、跨城市就学迁移对跨城市就业迁移的影响

 

 

 

大学招生计划直接实现了大学生就学迁移。如果说大学生就学迁移实现了青年人口的过程性迁移,那么就业迁移才真正完成了迁移过程,实现了人力资本的重新分布。大学招生计划如何对就业迁移实现长期影响?为更好地分析其机制,需要从宏观上建立家乡-就业地迁移人数的预测模型。课题组提出的预测模型纳入了各地的特征变量以及就学迁移数量,从而有效地对招生所能影响的就业人口迁移作出预测。[8]

我们抽象出三个最为重要的预测机制:一是经济吸引因素,利用迁入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二是省会的吸引因素,指代了城市级别;三是就学迁移的影响,反映了大学招生计划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地理位置的远近反而不是影响家乡-就业地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

课题组利用中国高校2011年毕业生调查数据进行了验证。[9]采取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法的估计结果显示,新的模型对于就业迁移流的预测精度远高于传统的引力模型和辐射模型,调整后的R平方达到0.8以上。两个城市间就学迁移数量每提升1%,毕业生就业迁移数量会增加0.8%。这一强相关关系说明了招生计划的投放能直接或间接带来的人口迁移效果。

如何理解两地间就学迁移数量与就业迁移数量的强相关关系?

一个可能原因是,大学生在四年或更多年的学习后,熟悉了其所在的城市并希望毕业后留在那里。即使假设毕业生在各个城市选择就业的收益相同,由于学生对院校所在地的劳动力市场比较熟悉,并在就读期间建立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得其在院校地找到工作的概率相对较大且额外的交通或心理成本较小,从而提升了留在当地就业的概率。第二种可能是,一些学生在申请大学时就考虑到了对大学所在城市的偏好,也考虑了毕业后工作地的选择。第三种可能则是前期两个城市大量的就学迁移流反映了城市之间的亲近性,这会促使那些前期没有来此读书的学生在就业时考虑迁移到这个城市工作。无论如何,就学迁移与就业迁移的强相关性都表明了通过调节招生计划而实现对人口迁移调节的可能性。

 

 

 

六、未来招生计划调控的改革建议

 

 

 

大学招生计划的宏观调控一直是我国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实现教育公平和效率的重要抓手。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对高校招生计划分配的调控主要是实现区域招生公平,如,限制央属高校属地招生比例、在省属高校中实施“支援中西部招生协作计划”、实施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等。这些计划直接改变了就学迁移的数量和方向,也间接影响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迁移。课题组的研究展示了未来通过招生计划调整实现对人口迁移干预的若干可能性。

通过本研究结论及以上讨论,我们对政府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省属高校招生计划调控上,既要从数量上考核跨省公共服务的落实,进一步加大“中西部招生协作计划”的计划数量;又要从各省在跨省招生中实际的总成本考虑,避免少数省份承担过重的跨省公共服务压力。

第二,探索在省属高校中设置差异化学费体系的可能性,本省学生入学学费和外省学生入学学费有所不同,外省学生支付更多学费。采用经济杠杆鼓励学校招收外地生源,提供跨省公共服务。这种调控方法类似于美国州立大学的学费政策,可以作为未来调控的重要参考方向。

第三,中央政府对各省的省属高校招收外地生源(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生源)进行一定的补贴,以不同的生均拨款形式激励地方政府和省属高校主动投放外地生源计划,从而促进高等教育的地区交流和人才的跨地区流动。

第四,在中央直属高校招生计划的调控上,如果政策目标是缩小各地区入学机会差距,则中央政府可能需要通过经济、财政和行政等综合手段,对高校跨省招生名额分配的具体行为进行指导和干预。

第五,在高校招生计划总盘子设定上,在保证办学质量的前提下加大中西部地区的招生规模,通过引导和鼓励中西部学生在本地就学来增加他们留在本地就业的可能性,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

 

 

(责任编辑:张蕾)

 

 

 

 

论文来源于《教育科学研究》2017年第12期